王擁軍教授說，卒中是急性發作的慢性病。其發病的路徑，第一是易感基因，如果你出生在有中風歷史的家庭裏，那麼你發病的概率就比別人多5%—10%。如果加上你的危險因素，就會發生亞臨牀病變，動脈會出現狹窄、閉塞。如果這個時候不注意，就會出現臨牀病變。臨牀病變按照類型分爲出血性卒中和缺血卒中兩類。我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出血性卒中，三分之二的人是缺血性卒中。卒中現在又分成致殘性和非致殘性。有的人得了卒中以後就殘疾了，而另有將近一半的人則沒有後遺症，佔到了中國卒中的40%。需要高度關注這些非致殘性腦血管病，病人得了一次好了，沒有後遺症，是臨牀治療最有效的人羣。這時如果做不好預防，治療不好就會轉成致殘性，卒中就會復發，最後會導致死亡。第二，有一類特殊的病人是單基因病，這種情況在腦血管疾病裏已經發現了30個，現在爲止還是沒有任何治療方式。
卒中危險因素：高血壓、吸菸、糖尿病、血脂異常等等。
亞臨牀病變：血管出現問題但是臨牀還沒有病狀。
王擁軍教授說，中國卒中情況比較特殊，與別的國家有差別，面臨特殊困難。
首先，中國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是病人年輕。世界衛生組織去年認定，全球發病率最高的三個國家是中國、蒙古和俄羅斯。在卒中的死亡率方面，中國是死亡率次高的國家。數據證明，中國卒中患者的發病和死亡之間的比例與美國大致相同，但是意義完全不一樣，我們的病人年輕，中國平均發病年齡是63歲，美國平均發病年齡是73歲，也就是中國人比白人早十年得病。發病致殘情況中國是中等水平，致殘率跟北美一樣。這些可以歸爲兩個原因，第一是一級預防不好，第二是發病太早。
第二個問題是，在過去的一百年間，美國卒中死亡是每年都在降低，中國正好相反，每年死亡遞增10%。我們的病人對社會影響越來越嚴重，美國的病人對社會的影響是越來越輕。這對未來的中國存在很大問題。如果歐美國家卒中患者持續走低，他們的研究投入就會放緩。美國分析卒中下降的原因，只有兩個因素相關，一個是血壓下降，一個是研究投入。中國的問題沒有解決，研究和投入跟不上，這是個巨大困難。
第三個特點是疾病嚴重程度與經濟有關。中國過去5年跟蹤研究表明，社會越發展，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輕病人越多，重症狀越少。比如輕病人在2007年佔到中國的38%，到了2011年，這個數據從38%升到44%。北上廣的病人症狀輕，老少邊窮地區病人就重。
第四個問題是缺血性卒中發生的位置不同。西方國家在缺血性主要病變是頸動脈，中國則是在顱內，中國病人是顱內卒中。中國病人中因頸動脈發病的不到5%，單純顱內發病達到37.5%，顱內顱外聯合發病是9.1%，加在一起是48%以上。病變原因仍然是因爲動脈粥樣硬化。爲什麼同樣吃膽固醇，別人在脖子上得病，而我們在腦子裏得病?有很多推測，最主要的推測是中國人的身材跟白人不一樣。頸動脈血管方向和剪切力不同，膽固醇沉積的位置不同。白人頸動脈分岔角度是135度，中國人則角度小，血液沖刷力不同。所以抗顱內動脈粥樣硬化和抗動脈硬化的治療永遠是主線，我們今年要啓動抗擊動脈粥樣硬化行動。
中國卒中患者第一年複發率15%，三個月的平均複發率10%，五年複發率差不多是30%。二進宮比例跟預防措施是否得當有關係。有兩類人容易復發，第一類人是根本不理它，什麼藥都不吃;第二類人是過度關注，過度關注就會亂吃藥，也會復發。
王擁軍提醒大家要看到一個變化，就是中國腦血管病的治療質量，跟西方比差不了多少。在過去5年間，我們醫療質量的進步是飛速的，治療中80%已經和美國持平。只有兩個數據沒有進步，第一個是溶栓，比美國低5-10倍;第二是抗凝治療。所以抗動脈粥樣硬化應該是治療的主旋律。
王擁軍教授呼籲，降低卒中發病率，要進一步推廣科普知識，提高百姓的知曉率和行動力，同時要推廣腦血管體檢。北京天壇醫院有腦血管體檢門診，含兩項體檢，第一是評估危險因素，第二是做腦血管檢查，最省錢的是做腦血管超聲。如果這兩個檢查有問題要加核磁，核磁一定是核磁的血管成像，而不是普通核磁。
篩查年齡40歲以上人羣，具有一個以上危險因素。危險因素有兩類，一是疾病危險因素，一是行爲危險因素。疾病危險因素有高血壓、糖尿病等。行爲危險因素有吸菸、焦慮等。具有一個以上危險因素的人超過40歲就叫高危人羣，每年就要做一次腦血管體檢。文/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