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還來不來?”
“來!”
“還去不去別的地方買保健品?”
“不去!”
不足40平方米的會議室裏，擠着將近200名老人，年齡多在70歲以上。隨着主持人一聲高過一聲的提問，花白的腦袋搖晃着，躁動着，急切地表達着。
這間會議室，是浙江嘉興鬧市區一棟不起眼的商業大樓的一角。在這棟9層樓房裏，駐紮着不下10家各種名號的保健品公司，天天組織“開會”。
這個小房間也曾坐着74歲的管英東，和大多數來這裏的老人一樣，她在不同的公司登記過自己的信息，積極地來“開會”，參加旅遊團，購買吃不完的保健品。
直到2016年10月，在一個新開張的保健品公司組織的旅遊途中，管英東突發腦溢血摔了一跤，最後在堆滿保健品的家中去世。
在這座富庶的東南小城，“銀髮生意”如火如荼，成爲中國快速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浪潮的縮影。
管英東之死彷彿一顆石子投入水面，波紋迅速盪開，水面又恢復了平靜。穿梭在這棟大樓的老年人依然絡繹不絕。
“開會”
在嘉興市年份最老的小區百花新村，當處於昏迷狀態的管英東被從杭州接回家時，人們才得以窺見這位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後模樣。
不足80平方米的昏暗屋子裏，桌上、地上滿滿堆放的都是保健品，還有說不上名字的養生枕頭、養生洗腳盆、養生按摩儀等保健儀器。有的拆了封，有些未經拆封，胡亂地傾倒在地上，堆積成了一座小山，沒有下腳的地方。
親戚們在保健品堆中掃出一條小路，把彌留之際的管英東擡進臥室。然而牀上也堆着保健品，人們只好把它們撥到一邊，給老人讓出一個安息的空位。一個小時後，管英東離開人世。
管英東家在這個幾乎全是退休工人的居民小區算不上特別。她和丈夫以及30歲出頭的殘疾女兒生活在一起，兩位老人每個月共7600元的退休工資，手頭不緊張也不寬裕。
然而，當一直掌管着家中財務大權的管英東倒下之後，家人通過查證銀行賬戶才發現，這4年來她購買保健品至少花了30萬元，多張銀行卡里只剩下5元餘額。
因爲死得不太尋常，管英東成了小區的話題人物。坐在小區門口的花壇沿上，她80歲的丈夫李海官需要時不時停下來，回答老鄰居的問題，“你家裏怎麼搞的呀?”
“腦梗塞，”他不願多說時，就簡單地回答三個字。佈滿皺紋的面孔上白色胡茬肆意生長，陳舊的毛衣下襯衫沒有掖進褲腰，耷拉在外面——以前都是老伴給他準備衣服。
“吃保健品死的。”喪禮辦完，地方電視臺來了幾次，街坊鄰居流傳着這樣一個說法。管英東對保健品的癡迷成了人們的談資。
其實這個結論並不準確。去年10月24日，在一家保健品公司組織的千島湖旅行途中，管英東突發腦溢血，跌倒在賓館的牀邊，然後被緊急送往醫院。這家新開張不到1個月的保健品公司，還沒來得及推介自己的產品。
由於長期信任保健品，身患高血壓、糖尿病和腎炎的管英東已經不再按時吃藥。
面對着滿屋子的保健品，他和女兒李君(化名)決定暫時逃離這個“噩夢”，搬到了相隔幾個街道的一座老年公寓。
李君至今仍然無法理解向來節省的母親爲什麼會迷上保健品。“我媽媽原來是一分錢掰成幾瓣花的人。”在他們居住的一樓窗臺下，有一行用粉筆寫就的清秀小字還清晰可辨：“本人不小心掉了拾元錢，請撿到能還我”，後面是管英東的地址和姓名。
在女兒的記憶中，噩夢是從4年前開始的。2012年，患有糖尿病的管英東在社區衛生站檢查出血壓偏高。爲了省錢，她不肯去醫院檢查，也不肯買降壓藥。“就是因爲高血壓、糖尿病的藥‘壓不倒’，她纔開始買保健品。”
一天，管英東夫婦在小區門口遇到了正在推薦保健品的“小宋”。李君回憶，“短頭髮，20來歲，嘴很甜”的小宋扶着管英東到家裏，不停地推薦：“阿姨我這個東西，就是治您這個高血壓的”。
第一次買保健品花了幾百元，管英東的高血壓並沒有起色。一波未平，又被查出得了腎炎，小便總帶有泡沫，住院也沒能根治，總是反反覆覆。
曾經購買保健品的經歷，讓管英東成爲了保健品推銷員重點關注的對象。常有推銷員上門，和她聊天，請她去“開會”、旅遊。李君常常中午1點下班回家見不到母親的人影，一問才知她又“去開會了”。
管英東生前多次參加過那種旅遊，她去過杭州、海南甚至日本，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都是保健品公司賦予的。每次回來她都把門敲得砰砰響，高高興興的。
部分保健品的效果讓她信服。在她常去的保健品大樓裏，在某公司的留言板上她親手寫下“服藥後，小便每晚一次”，也曾和其他老人一起署名贈送“健康錦旗”，感謝對方產品的“神奇療效”。
直到幾年攢下來的1萬多元工資被母親借走，李君才感覺到母親的行爲越來越瘋狂。從幾千元到幾萬元的保健品，“她買得糊里糊塗的”。
在這座老舊小區，保健品推銷已經攻佔了許多住戶。塞在信箱裏的傳單大書特書“免費領取精美禮品”，而在小區內部看着溫柔和氣的小青年，常常會上前攙住老人的胳膊，叫着“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媽媽”。
“就像上班一樣”
爲了討個公道，李君去了管英東生前常去的保健品大樓。大樓“大隱隱於市”，坐落在嘉興市最爲繁華的街道。從4樓到7樓，每層至少有兩三家保健品公司，冠以“xx堂”“xx生命科學”等名號。
附近居民沒有誰能記清楚，這些保健品公司從何時起進入這棟大樓，甚至不知道這些公司已經換了一批又一批。他們只看到，每天早晨總有老人三三兩兩地從側門進入大樓，自稱是“來開會的”。
她堅持認爲，正是在保健品公司慫恿之下，自己的母親纔不顧已經發出警報的身體，踏上了這趟回不來的旅程。
這次，300元去一趟千島湖，還免費住“五星級酒店”的許諾，讓管英東動了心，她爲自己和老伴都報了名。
旅遊和“會銷”，都是保健品的推銷方式。在保健品行業內部人士張偉(化名)看來，會銷就是一種“洗腦”的過程，通常開會所瞄準的老人主要有3類，“有錢的”“有病的”和“保健意識高的”。高端保健品更傾向於採用“出去旅遊體檢，聽課買藥”的形式。
“最初來開會就是爲了拿免費的雞蛋。”在李君的回憶中，管英東每週至少3天去不同的保健品公司，“就像上班一樣”。
在這棟大樓裏，她也曾陪着母親聽過課，甚至和其他老人一起被邀請去吃過“年夜飯”。
在管英東生前常去的這座大樓，上午10點陸續有老人走出，手裏拎着相同包裝的30枚雞蛋。有時，是一大袋抽紙、洗衣粉、大米……“我們就過來玩玩，鈔票也不拿出來的。”
一位老人告訴記者，她去參加某保健品公司的“會議”，一開始讓他們掏出20元，有些人不願意掏就走了，但是到最後，掏錢者不僅能得到30枚雞蛋，還被歸還了那20元，“賺了大便宜”。附近有兩三棟這樣的大樓，她一天可以去聽四五場會議。
“彆着急買，如果先買了，下次就不會來找你聽課，也不會給你禮品了。”經常來這裏參加保健品活動的王奶奶說，她是等到推銷人員打了第10通電話纔過來的。
決定在哪一步撤出事關成敗，按照她的經驗，這種“免費送禮”慢慢地就會變成“優惠券”，直到最後變成一盒盒保健品。被追問之下，她面露尷尬之色，承認自己買過幾盒，但不願意透露價格。
管英東最後接觸的保健品公司坐落在4樓，一條20米左右的陰暗長廊盡頭，門內，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布着一張長條形方桌，只有幾個銷售人員守在屋中。
相比於那些有會場的保健品公司，這一家的規模只能算是剛剛起步。在一牆之隔的另一家公司會場，佈設着100多張座椅，牆上掛滿了產品獲獎情況、顧客感謝錦旗，牆上掛着“歡迎蒞臨”的巨大橫幅。
大樓的上午和下午是兩個世界。上午這裏屬於喧鬧，樓裏迎來那些剛買完菜、送完孩子去學校、專門乘坐公交車過來的老人。到了下午，樓道里安靜得能聽清楚隔壁幼兒園的兒歌。
一個下着雨的早晨，6樓長廊盡頭，一家名爲“宏康”的保健品公司特地請來“南京專家”講養生課。不到40平方米、沒有窗戶的屋子裏坐着200餘名老人，使原本不大的空間更加閉塞、沉悶。
還有20多位老人坐在門口簡易的塑料凳上，一位老太太手上拿着布袋子，懊惱地說，這場會議實際上是7點半開始，她買菜來晚了，只能坐在外面的凳子上，“也可能拿不到禮品”。她不知道將得到什麼禮品，但是依然坐着等待。
聽衆彼此間互不相識，但又覺面熟。當交談聲音大了，工作人員過來壓低聲音呵斥一句“別說話了”。
會議中途，不時有老人過來，看到相熟的推銷人員，就會上前與他們攀着肩膀，親熱地寒暄，老友一樣喊着“小張”“小李”。但門口的熱鬧影響不了會場井然的秩序——“專家”站臺向來是鎮場的重要砝碼。
爲了阻止管英東購買保健品，李海官曾跟着她來到會場。當一位四五十歲，戴眼鏡的男專家介紹一類“經過專家研究”對身體有好處的“新型藥”時，李海官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大聲質問：“你是專家?把專家證件拿出來看。”得到的回答卻是“你有什麼權利看我的證件?”
“我說既然你說你是專家嘛，一般人是請不動的。”李海官嘟囔着。
次數多了，他跟老伴就“不怎麼聊天了”。
“保健品的專家，魚龍混雜，有真有假。”一位從事過保健品行業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是醫生羣體的話，一般講課比較刻板，但如果你去聽那些課，說得聲情並茂，有點像成功學那些講師的模樣，十有八九他對醫學基本上沒什麼瞭解。”
在嘉興“養生大樓”的這堂課，“南京專家”就很會調動氣氛。
“1分鐘你能鼓掌多少下?來，我們一起來做個實驗!”在混濁的空氣下，有些老人開始昏昏欲睡，“專家”此刻放棄了道德故事和哲理寓言，帶領大家鼓掌。會場裏立刻響起了“啪啪”的掌聲，熱鬧從場內蔓延到場外，兩名看上去不到30歲的銷售人員走到場外，一邊自己鼓掌，一邊鼓動身邊老人一起鼓掌，掌聲持續了整整2分鐘，活力重新回到人羣中。
4個小時過去了，會議接近尾聲，直到送禮環節開始時，氣氛才變得真正活躍起來。會場內響起了激昂的音樂。
但此刻老人們的心思完全沒有放在屏幕上，在嘈雜之中，現場工作人員從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紅色、黃色印有“vip卡”的卡片，宣稱這卡片可以在次日兌換100元獎品，而今天“買一張只需10元”。
因爲“購買數量有限”，屋外的人羣開始出現騷動，10元、50元、100元，掏出的人越多，銷售人員手中的卡片逐漸減少，搶到最後幾張的老人慶幸地揮舞着手裏的卡片，等待着明日的“優惠”。
最後，在《感恩的心》音樂聲中，和藹可親的“專家”與每一位來領禮品的老人一邊握手，一邊用溫柔的聲音說：“謝謝，謝謝你們來到這裏。”
員工把老人們送到電梯口，笑容滿面地囑咐他們“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其中幾位身體還硬朗的老人，從6樓往下走，一層一層地去敲那些保健品公司的門，詢問有沒有禮品。一些老太太還在互相交換信息：“明天是六樓開會，今天是五樓開會。”
管英東正是在參加完一場“會議”後，路過那家新開的保健品公司，發現“又有新產品了”，才進去看了看。然後就有了那次旅遊。
在她死後，該公司支付了1萬元醫療費。負責人稱，後續賠償要求已不在他們職責範圍內，如不滿可訴諸法律。該公司爲出遊老人購買了人身意外保險，經保險公司鑑定，管英東死於腦溢血，不屬於意外傷害險種範疇，所以無法理賠。
對樓裏的那些老人來說，“管英東”始終是個陌生的名字。儘管他們也許一起開過“會議”。他們只是從電視機裏得知，有個老太太參加保健品旅遊去世了。
事後，這棟樓的保健品公司因此消沉了幾日，但是風聲一過，老人們又重新接到了推銷電話。
預防針
這棟大樓“開會”的常客中，89歲的沈易(化名)是一位退休幹部。
沈易非常不贊同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做法，“罵醫院，說醫生都是強盜，說你們的錢都願意花在醫院上面，不願意保健自己的身體”。但是他主張，“要是有病，肯定還是要去醫院看。要是爲了健康長壽，還是可以買買保健品的”。
他認爲，保健品並非“都是騙人的”，“有好的也有壞的，不是都那麼壞的，但是有一些價格很貴，就要靠你自己識別”。
他參加過旅遊，買過打折後3.2萬元的安宮牛黃丸，也買過8000元一份的鹿血。鹿血被兒子拿去檢測，發現不適合老年人食用，又退了回去。
截至2015年末，中國大陸65週歲及以上人口1.3755億人，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嘉興的老齡化排名居浙江省第一，老年人口占比近25%。而這不過是中國逐漸步入老年社會的一個縮影。
很多人瞄準了這個日益壯大的羣體。保健品市場魚龍混雜，虛假宣傳、故意混淆食品與藥品界限等問題，比比皆是。
賣牛初乳，是“宋美齡辦的產品”;賣梅花鹿鹿血，是“國家認定的”;賣安宮牛黃丸，據說“有300多年曆史”……“專家”們各顯神通，盯住老人們的口袋。
沈易的月退休工資有8000元，全部交給兒子理財。“他比我有錢，但是知道我這種年紀大的人，都要買保健品花掉的。”但同時，老伴5000元的退休工資成爲了兩代人之間的妥協，可以用來購買保健品。
2016年暑假回家，在北京攻讀博士的孫宇得知爺爺奶奶常去保健品公司“開會”，她想了一招：一方面將老年人購買保健品受騙的新聞做成剪報定期寄回家裏，另一方面，將在正規商店購得的保健品帶給他們。
令她哭笑不得的是，爺爺奶奶不再購買保健品了，但仍時不時地去“開會”。
在嘉興“養生大樓”附近獨居的陳老太，每天早晨都會來這裏轉轉。“我已經花了14萬元在保健品上了，積蓄基本上都用光了。”在樓前，拄着柺杖的老太太顫顫巍巍地伸出猶如被老樹皮覆蓋的手，比劃了一個“4”字。
“我兒子和女兒都很反對我買保健品，都兇(本地話：批評)的。可是我就是要買啊。”78歲的老太太有些慚愧，又有些不甘地說。“我女兒一直勸我去她家旁邊的養老院，那裏有老人一起打打麻將。我喜歡搓麻將，沒有麻將搓，我就要跑出來的，心太野了。”
她一邊說，一邊接過了身邊一位西裝革履小夥子遞過來的傳單。上面寫着一家保健品公司明日的參會地點和時間，她順手一折，塞進了自己的布袋裏。
讓李君深感無奈的是，儘管她勸過很多次，讓管英東不要再吃保健品了，要去正規醫院看醫生，母親總認爲病在醫院是“看不好的”。這次旅遊之前，她好不容易和母親達成協議，吃完最後一次購買、有效期爲一年的保健品，“就再也不買了”。
管英東果然再也買不了保健品了。
她過世後，丈夫在家整理遺物，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推銷員還稱號碼是“國家衛生部”給的。生氣的丈夫“砰”地一聲掛斷了電話，憤怒地說：“人都死了，騙子還打來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