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市嶽麓區通報青年學生有106名學生染艾滋引關注!2016年1月至10月，全省新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974例，在這一時間段內的報告人羣爲學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79例，其中男性173例，女性6例。數據顯示，性傳播仍是湖南省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
昨天上午，長沙市嶽麓區疾控中心舉行了“高校疫情通報和骨幹成員培訓”會議。會議指出，高校雲集的嶽麓區疫情嚴重：
截止到2017年4月6日，報告現居地爲嶽麓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到603人。而嶽麓區轄區內雲集了衆多高校，青年學生人口密集，至2017年4月21日已發現報告爲學生的感染者106人。
據透露，近年來全國艾滋病疫情不斷上升，青年大學生正成爲受艾滋病影響的重點人羣。
網評：是內心的空虛感，轉嫁到性慾上了嗎?時代的空心病
附錄
《徐凱文：時代空心病——功利化應試教育之禍》之“空心病”產生的土壤
功利的應試教育已成爲一種癌症
首先，我們看到一些現象使“空心病”在青少年中變得越來越嚴重。
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現實中的成就感、成績、聰明這樣一些東西在來訪者身上都是不缺的，甚至於是很多的、超人的。我們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最典型的表現是：他們經過了非常典型的今天在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公立的應試教育。
最近10年左右，中國農村中學那種極其追求考試成績、高考升學率的教育體制已經成爲一種癌症，瀰漫到幾乎所有的學校，很難有幸免。這裏面所有的價值觀就是隻關心分數，基礎教育者忽視甚至放棄了對人的培養，一切讓位於考試。
這種讓位於考試不僅體現在對題海戰術、學習成績的盲目追求上，更重要的是它背後代表了一種強烈的價值觀，即“我只要能夠達到一個好的分數，我可以放棄一切、忽視一切、拋棄一切、踐踏一切。”就像錢理羣教授所說的那樣，我們看到很多大學裏的大學生都是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這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並不是他們自身是這樣的——我們的孩子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們的問題都是我們的教育者造成的。
錢理羣教授指出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我們的教育是怎麼實現這些東西的呢?比如已經不再重視能夠培養出什麼樣好學生，而在於我們怎麼“掐尖”，把所有高分、高智商的學生不擇手段弄到自己的學校裏來，然後通過各種各樣的排名機制從商業上證明我是一個好的學校，所以可以收更高的費用，收更多自費的學生。
然後，我們整個教育的價值觀都變成了在升學考試中考試的內容並不是課上教的。你要取得好成績，就必須參加各種高昂的課外班，完全把教育商品化。
我不僅僅是在批評這樣一個教育觀。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教育觀培養出來的同學，已經完全被訓練成分數的奴隸，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活着，只知道高的分數可能獲得獎賞，獲得成就感，獲得別人不能得到的東西。
學生不僅僅在經歷壓力，他們的價值觀也在被扭曲、在被功利化。在這種功利化的巨大壓力下，這已經不是一個挫折教育的教育模式，而是一個挫敗教育，就是通過排名不斷使更多的學生覺得自己是失敗者。所有的人都對分數非常敏感且在意，因爲考試成績，已經成爲評價一個人唯一的標準。
在這樣的價值觀下面，我們大概很難真正健康起來。我們的生命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爲支撐自己的東西是如此薄弱而不容易控制，哪怕是考場上的成功者也一樣會經常自我貶低。“屌絲”這樣的詞是我從北大學生來訪者那兒學來的，爲什麼這些考場上的成功者都會稱自己爲“屌絲”?這是整個教育的結果。
我到現在爲止做過的危機干預當中，遇到過的最困難的同學個案，父母都是中學老師，而且是所謂名牌中學、超級牛校的中學老師或校長。這是整個教育觀扭曲的結果，他們對自己的孩子同樣是用非常殘酷的方式去壓榨和逼迫，考進名牌大學已經成爲唯一的衡量標準，這大概是出現“空心病”非常重要或根本的原因。
在大學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比如最近在知乎上看到，北大清華又到了一年一度互掐的時候——北大清華的招生處在爭奪所謂高分學生。我前兩天在北大西門外等紅燈時聽到，有些同學可能是參加了招生組，他們也在相互抱怨，爲了得到狀元考生，要去伺候、討好這些狀元。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現象。本來報考北大或清華這樣的最高學府，一定是心懷敬意、滿懷夢想的。但他們一開始就接觸到這樣一些同樣帶着功利價值觀的招生文化，在這種文化下他還能夠留下多少對高校的嚮往和對老師、對學校的尊重呢?
我們應該如何去改變?
其實價值觀對人有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誰，知道做什麼事情是對的、是好的，知道做什麼事情能夠讓自己發自內心地感到喜悅和自我肯定，是支撐我們的重要因素。
我們爲什麼存在?我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這些都是巨大的生命主題。
也許我們可以向現在的積極心理學那樣，去找到所謂的幸福感，去找到親密關係，去找到當我們有成就感時那種流暢的感覺，也許這樣一些方式就會有幫助。但是那些高尚的情感，善良、公正、誠信、尊重、責任感能不能使我們內心當中更加充實?能不能幫助我們看到更美好的自己?能不能使我們體會到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弗洛伊德時代是強調神經症的時代，很多神經症的產生是因爲強大的超我和道德感。而我們這個時代，道德感已經一步步讓位於非常即時的滿足，像嬰兒般當下獲得的名或者利。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有越來越多物質的滿足，卻越來越多地開始失去自我。這並不是一個居於道德層面的評判，而是我們看到現實的臨牀現象。
是不是這樣一些問題導致了今天的人格障礙越來越多發，以及越來越多的“空心病”的問題呢?
有沒有比積極心理學更加超越、
也許更有力量的東西?
一年多前，我曾經有過一次危機干預，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北大同學，他有非常具體的計劃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當時就是“空心病”的狀況，內心中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任何美好。
我特別希望幫助他，所以也窮思竭慮。跟他交流的過程中，我相信我們建立了很好的信任關係，所以我們談到了一件事情。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有一個著名的雕像，它在很偏僻的角落，這個雕像是我們的老校長，北大歷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校長蔡元培先生。北大校園裏有很多非常著名、偉大人物的雕像，但我在北大15年間，唯有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會有一道風景，就是一年四季，都會有不知道什麼樣的人在那裏獻的花。也許是路人，也許是師生，也許是遊客，他們會在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敬奉鮮花，而且會寫上他們內心的感受。
北大校園內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路過他的雕像，會順手拍上幾張照片。這是一個雕像，並不是他的墳墓或紀念碑，一年四季都有人獻花是因爲什麼?
我當時跟我的學生說，這件事情說明，雖然元培先生過世很久了，雖然他並不是主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對北京大學的貢獻，他傳承下來的北京大學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精神是刻骨銘心地留在每一個北大人以及來訪問北京大學的遊客、友人的心中。
所以，這個世界雖然有這樣和那樣糟糕的部分，但是我們內心當中的真善美還是始終存留的。所以，在我講心理諮詢倫理時也經常喜歡用這樣一個題目，叫做“不忘初心”，初心是助人之心，不欺本心。本心是，當我做美好的事情時，當我做對和友善的事情時，我內心的自我肯定是快樂的;而當我在做一件不那麼道德的事情，或者我在做一些傷害別人的事情時，我內心同樣會有愧疚，這是人的本性。當我跟這位同學討論到這一點時，我清晰地記得他當時的反應，他告訴我說，“我非常感動”，他連說了三次。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在這樣的一個公開演講中提出這個觀點：有沒有比積極心理學更加超越、也許更有力量的東西?比如我剛剛說的真善和美是不是同樣有療愈的作用?或者有時候正是我們內心當中自我的缺失和迷茫，導致了我們的困擾和抑鬱，所有的抑鬱、焦慮、恐懼，所有的病態都是其結果而不是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