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經濟技術管理學院開展防艾知識進校園活動。合肥市廬陽區大楊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爲學生們普及艾滋病防治基本知識。
近日，有媒體報道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區106名大學生感染艾滋病病毒，迅速引發輿論關注。雖然這一數字是該區2003年至今14年的累計統計結果，但近些年大學生染艾者快速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國家衛生計生委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2015年，我國15歲～24歲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均淨增長率達35%，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病例報告。該如何遏制並扭轉這一態勢?請看記者的調查。
高校染艾者80%爲男同
“呲……”火光閃過，一縷青煙騰起。王林用兩根手指掐住火柴梗，直勾勾地看着火苗在空中搖曳，直到最後一截化作灰燼，才漠然說道：“也許不久，我也會這樣，燃盡，死去。”
王林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今年已是大三學生的王林就讀於位於長沙市嶽麓區的某高校。高中時，他便發覺自己和其他男生不同。“我喜歡同性。”王林說，高中期間他交了一個男朋友併發生了性關係，“但當時大家非常避諱，不要說出櫃，就是在校園裏談論同性戀話題，都會引來周圍人側目”。
但進入大學後，王林發現，高校對同性戀的態度變得包容，“很open(開放)”。走在校園裏，甚至能看到穿着情侶裝的男同，這樣的氛圍讓王林少了高中時的侷促和不安。他先後交了4名男友，還通過社交軟件結識了三四名男同併發生了一夜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尚紅告訴記者，僅2015年，我國新發現的學生感染者中，經男男同性性行爲途徑感染的佔82.6%。
渾身乏力，不停地咳嗽，感冒20余天不愈。去年11月，看着身上一片片刺眼的紅色皮疹，王林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不祥的念頭——“是不是中招了?”每年一到世界艾滋病日，校園裏都會開展防艾知識講座和宣傳，尤其是近些年，男男同性性行爲羣體往往是防艾宣傳的主要目標。但王林不敢到疾控機構檢測，而是在網上購買了檢測試紙。
鮮紅的兩道槓刺入眼簾，王林不願相信這個結果。“我真的感染了?不會這麼倒黴吧!”於是，他鼓足勇氣到當地疾控機構再次進行檢測。“雖然同樣面臨社會歧視，但相比社會羣體，大學生主動檢測的意願更強。”長沙當地的防艾組織左岸彩虹工作組負責人小熊說。
仍然是兩道槓。王林回憶，自己當時癱在椅子上，“沒哭，但是腦子一片空白”。他曾努力回想，到底是哪一次不安全性行爲讓自己“中招”。“也許就是那次，和他。”王林喃喃道。
他，是另一所高校的大學生。王林與他通過男同羣體常用的一款社交軟件走到了一起。
爭議四起的社交軟件
長沙市嶽麓區是湖南省的科教大區，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16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齊聚於此，僅中南大學和湖南大學的學生總數就有近10萬人。走在這裏，彷彿置身沒有圍牆的大校園。
“看，閃着亮點的就是。”王林指着手機上的社交軟件說，軟件顯示，有一名男同距他只有不到100米。“有了它，聯繫太方便了!”王林說，圈子裏絕大多數人都在用這個軟件，甚至一些感染者也在用，並且隱瞞自己染艾的事實，這些人往往是社會人羣。“我懷疑的那個人就曾告訴我，他常通過社交軟件跟校外人員來往。”
對於社交軟件加速艾滋病傳播的指責，耿樂並不贊同。耿樂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同志社交軟件blued的創始人。他認爲，社交軟件促進艾滋病傳播的說法都是基於App可能會讓男男同性性行爲人羣更加容易認識性伴這一假設，但目前尚無研究支持“社交軟件促進艾滋病傳播”這一結論。“從行爲學角度看，感染艾滋病病毒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發生了無保護的性行爲。”耿樂說，互聯網技術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社交軟件不但不是艾滋病傳播的溫牀，反之是促進艾滋病病毒檢測和治療的載體，《柳葉刀》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手機App能促進男男同性性行爲人羣的性健康。
小熊卻不贊同這一說法。“App防艾並非全無用處，但有效性存疑。”他打比方說道：“當一個飢腸轆轆的人跑到餐館時，面對餐前便後要洗手、營養膳食要均衡之類的宣傳教育，能聽得進去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5年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似乎支持了小熊的論點。調查顯示，移動交友軟件的流行正成爲亞州青少年艾滋病發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智能手機移動交友軟件的流行讓偶然性行爲的發生率增加，與其他人羣相比，男男同性性行爲者、性工作者、注射毒品的人和年輕的變性者4類人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顯著增加。
“失效”的安全套
國家衛生計生委公佈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新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經性傳播的比例達94.2%。在防控性途徑傳播方面，國際上提出了“ABC原則”，即禁慾、忠貞以及使用安全套。前兩者強調的是道德自律，而使用安全套常被視爲現實中最爲可行，也便於實施的“防艾抓手”。
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安全套在高校卻遭遇到現實的尷尬。與嶽麓區相似，北京市海淀區也是高校雲集之地。記者隨機選取了其中一所高校進行實地採訪，發現校醫院等場所設置了免費安全套發放機。白色長方形的發放機上用粉色字寫着“安全套發放機”，只要在機器的感應區刷二代身份證，選擇所需藥具，取貨口便掉出一盒安全套。使用說明提示，每人每次可領1盒，間隔20天可領1次。一名學生告訴記者，大家對安全套已能坦然接受，但要自行購買，有時還不好意思，所以自行取用的發放機很有用。
該校在校園中共設置了3檯安全套免費發放機。記者發現，在相對偏僻的地方，光顧的學生更多，其中一處，半小時內共有4名男學生使用，但設在校醫院門口的發放機則無人問津，機器上已有鏽跡。
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說，安全套售賣機進校園曾引發爭議。一些學校管理者認爲，在校內安裝安全套售賣機極有可能對學生造成性暗示，縱容學生的性行爲。“看似是個安全套的發放問題，背後卻隱藏着當下高校管理者對性教育持有的陳舊觀念。”
要發揮安全套的效用，還面臨其他一些實際問題。小熊說，該小組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進行深度訪談後發現，青少年羣體的性行爲具有較大偶然性，加之安全性行爲意識淡薄，安全套的實際使用率並不高。
新型毒品侵蝕校園
注射吸毒人羣曾是艾滋病高危人羣。近年來，經性途徑造成的感染人數顯著上升，而新型合成毒品的濫用正在助長艾滋病病毒傳播風險。“使用新型合成毒品的染艾風險在於易誘發使用者的性衝動，增加發生性行爲的可能性。”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教授劉志民介紹，新型合成毒品主要包括冰毒、K粉、搖頭丸、麻古丸等，吸食這類毒品可導致使用者發展出複雜的性伴網絡，甚至發生多次、輪換和羣交等性行爲，而使用者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保護意識。
據介紹，目前我國有近1/3的吸毒人員在使用化學合成的新型毒品。在大城市，阿片類傳統毒品與新型毒品混用的現象也逐年增多，而美沙酮替代治療的主要對象爲阿片類毒品使用者，對新型合成毒品濫用，目前尚無有效的藥物治療手段，即便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只能採取心理治療。
0號膠囊就是近些年在男同羣體中盛行的新型合成毒品，常用作“助性劑”。2015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會同相關部門將其納入管制藥品目錄。但記者發現，目前仍可在網絡上輕鬆買到0號膠囊。在某知名購物網站，輸入“0號膠囊”後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無法顯示‘0號膠囊’的相關寶貝”。但如果把“囊”字去掉，輸入“0號膠”，則會出現諸多打着情趣用品旗號的商家售賣的0號膠囊。
記者注意到，多位買家在評價中表示，使用後頭暈目眩，有強烈的致幻效果;有些人將其稱爲毒品，並奉勸他人慎用。該購物網站客服表示，根據國家相關法規，已禁售0號膠囊，但由於“0號膠”這一關鍵詞可能是膠水等產品，因此未被限制，商家可能鑽了空子。對此，該網站將進行調查。
國家禁毒委公佈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登記吸毒人羣中，35歲以下青年佔58.1%。這一比例到2014年猛增至75%，目前濫用合成毒品人員中，35歲以下青少年佔近七成，低齡化趨勢明顯。相關專家表示，雖然官方目前尚無新型毒品在高校中使用情況的調查報告，但從部分城市對高校染艾者的深度訪談情況看，新型毒品在高校中的使用情況不容忽視。此外，由於涉嫌犯罪，相比公開男同身份，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隱蔽性更強，建議公安部門對此實施持續嚴厲打擊。
他們還有沒有未來?
談及未來，坐在記者對面的王林突然把頭深深地埋進雙臂，情緒一度失控。他告訴記者，現在一聽到“未來”兩個字，深深的無力感和絕望感便涌上心頭。
王林原本對未來有着清晰的規劃，大一時就開始在校外實習，染艾前已成爲一家知名企業的儲備幹部，但確診染艾後他已離開了該公司，“即便畢業留用，也過不了體檢這一關”。王林邊說邊從書包裏掏出藍色的藥盒，他現在每天吃藥都要東躲西藏，生怕被同學發現。此外，頭暈、噁心、乏力等長期服藥的副作用使其難以從事高強度的工作，“有編制的企事業單位又進不去，公務員更是毫無可能”。王林說，目前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包括艾滋病病毒檢測，禁止錄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關專家表示，不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也都參考公務員錄用標準，直接導致很多感染者被拒之門外。
“社會歧視是感染者謀生以及融入社會的最大障礙。”小熊說，不久前因病需要手術的王林跑遍了當地醫院，在將自己的病情主動告知醫生後，王林被以各種理由拒絕收住院。無奈之下，他到當地的定點醫院尋求幫助，雖然醫生並未拒絕，但費用卻比普通醫院高出不少，醫院的理由是傳染病患者的手術防護要求更高，使用的設備更多。
小熊還提到，社會歧視亦是艾滋病高危人羣主動檢測率較低的主因之一。“這同時意味着錯過了接受治療和關愛的機會，增加了傳播的可能，形成了一個負面的連鎖反應。”
“我的安全性行爲意識太淡薄了，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我一定會保護好自己。”王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