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憲法修正案公投在“有驚無險”中結束。“有驚”的是，儘管已經有將近半年的造勢，但是土耳其國內公投結果顯示，支持“修憲”的民衆比例，並沒有之前預計的那麼高，根據初步統計，大概有51.3%的投票贊成“修憲”;但“無險”的是，公投結果仍然說明總統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能夠在投票中獲得多數民衆的支持，顯示出在當前土耳其政壇中的巨大影響力。
此次修憲，對於土耳其國內政治格局影響巨大，主要體現在土耳其總統權限將由過去虛職的“小總統”轉變爲擁有實權的“大總統”。修憲公投涉及18項憲法修正條款，包括將國家政體從議會制修改爲總統制，總統之下設置兩名副總統，廢除總理職位，總統可以直接組建內閣，任命各部部長，還可以直接頒佈行政法令。此外，根據修憲提案，議會對總統的監督和制衡權力被削弱。總之，修憲案在公投中獲得通過，標誌着土耳其總統由之前的名譽性國家元首變成名副其實的“大總統”。
作爲總統的埃爾多安，其本人對於“大總統”一直有所追求。從2014年卸任總理職務，並隨後擔任總統職務前後，埃爾多安就已經開始佈局將土耳其由過去的“議會制”變爲“總統制”國家。埃爾多安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有土耳其特色的總統制將摒棄羸弱的政府，結束總統和總理二元領導制度，強化國家的政治制度，防止像2016年7月那樣的未遂政變發生，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權以及實現土耳其的繁榮。在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看來，一個更加集權和有效的政府，將會給土耳其國內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
對於“正義與發展黨”來說，憲法修正案的通過以及“大總統”制度的實行，將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確保該政黨在土耳其國內的主流地位。在新憲法修正案之下，“正義與發展黨”將可以在總統權力的“庇護”下安穩的盤踞議會，持續對土耳其國內政治圈施加關鍵影響力;此外，此次公投也是由“正義與發展黨”所發起，而公投的通過，也意味着“正義與發展黨”在土耳其國內公共社會宣告“勝利”，更會極大的挫敗其他反對黨和政治勢力的影響力與自信心。
除了“正義與發展黨”之外，土耳其國內其他三大主要反對黨對於公投的態度不一。右翼的“民族行動黨”領導人巴赫切利，在2015年6月選舉前，曾經發聲表示反對可能出現的土耳其憲法修正案。當時的巴赫切利認爲，修正案將會使其他的議會黨派逐漸“邊緣化”，因此曾經極力反對。但是隨着土耳其國內局勢發生變化，特別是在2016年後，“正義與發展黨”和埃爾多安政治立場“轉右”，巴赫切利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尤其是當埃爾多安頻繁地與巴赫切利會面，有消息傳出埃爾多安許諾，如果修憲成功，將會給巴赫切利“副總統”職務，巴赫切利的態度逐漸軟化，最終成爲了“修憲”的重要支持者。
與巴赫切利和“民族行動黨”態度相反，傳統的老世俗政黨“共和人民黨”和倡導庫爾德人利益的左翼政黨“人民民主黨”，都堅決的反對憲法修正案，認爲一個“大總統”制度下的土耳其，將容易發生獨裁統治並導致嚴重的腐敗，將國家的命運交於一個人手上是非常危險的。
一邊倒的宣傳造勢
在此次公投之前，“正義與發展黨”已經在宣傳層面做足了功課。從前期宣傳工作來看，土耳其幾乎已經提前宣告了公投“勝利”。在土耳其國內，到處都貼滿了呼籲人們投出“贊成票”的標語，到處都是“正義與發展黨”的旗幟和埃爾多安的畫像，在公共輿論上，幾乎所有權威媒體，比如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TRT)下屬的諸多媒體，每天24小時連軸播出廣告，呼籲民衆上街投出“贊成票”。在土耳其國內主要的清真寺，幾乎所有的伊瑪目(伊斯蘭教士)也都通過清真寺的大喇叭呼籲民衆上街，投出“贊成票”。可以說，從公開場合的宣傳“覆蓋率”來說，“贊成票”幾乎已經成爲了“既定事實”。
一方面，修憲的成功，得益於土耳其在“正義與發展黨”領導下，近些年所取得的發展成就。從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和埃爾多安當選總理以來，土耳其的綜合國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確實提升迅速，很多“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者，往往會感激埃爾多安，認爲這是土耳其的“政治強人”，將過去那個從來必須對着歐洲和西方國家“低三下四”的小國，發展成爲了今天的一個地區強國。埃爾多安在很多領域，比如在教育、慈善、醫療、養老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贏得了不少民衆的口碑。因此，“正義與發展黨”和埃爾多安，確實有着很大的羣衆基礎，這點是需要肯定的。
另一方面，掌握大權，尤其是2016年7月以來“緊急狀態”下權力大增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能夠動用巨大的公共和政治資源，來幫助自己在修憲公投中“造勢”。2016年7月土耳其爆發的未遂軍事政變之後，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和埃爾多安的權力更加穩定，原先可以挑戰土耳其政府權威的軍隊、司法系統和遍及宗教、慈善和警察系統的“葛蘭運動”，都在2016年7月開始實施的“緊急狀態”命令下，紛紛遭受重創;而面對庫爾德民衆，“正義與發展黨”和埃爾多安則再次拿出“恐怖分子”這樣的標籤，來震懾庫爾德民衆中間的反對派政治力量。有統計顯示，2016年7月至今，土耳其國內已經有將近100多個非政府組織被迫關停，而被關停的媒體則更是不計其數。在“蘿蔔加大棒”政策之下，土耳其的憲法修正案公投也最終得以通過。
大總統時代的內外隱憂
在新的政治架構下，“大總統”制度無疑將會增強埃爾多安個人的權勢，也將加劇土耳其國內政治的分裂與極化現象。作爲當前土耳其總統的埃爾多安，無疑是最大贏家，從2019年新憲法修正案實施開始，在新憲法制度下連任兩個任期共十年(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埃爾多安將擔任土耳其國家權力最高領導人直至2029年。在“大總統”制度下，政治權力與資源進一步向執政黨與埃爾多安手中集中，而且總統來自於並控制議會多數黨派的現實，也使多黨競爭、權力分立的政治體制面臨重大危機，反對黨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被擠壓，甚至大國民議會也可能成爲“橡皮圖章”。
在“大總統”制度下，土耳其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分歧將可能進一步拉大。正如此次投票結果所顯示的那樣，“贊成票”與“反對派”之間的差距並不大。在土耳其國內，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大多來自於右翼民族主義者、伊斯蘭宗教團體和鄉村民衆，而在發達城市、高收入和高學歷人羣、世俗主義者、親西方羣體和庫爾德人中，大多反對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彼此對立的兩個羣體，形成了兩個彼此對立的話語體系，敵視情緒明顯。在公投之後，隨着埃爾多安總統權力的不斷鞏固，兩個羣體之間的裂痕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大。考慮到土耳其政治傳統中，制衡行政權力的軍隊、司法、警察和宗教力量，在過去十多年中，先後被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擊敗，並在“緊急狀態”的名義下，被扣上了“政變分子”“葛蘭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帽子，對於埃爾多安不滿的政治和社會羣體，可能會採取更爲極端的措施來反抗現有國家體系。
此外，“大總統”制度下土耳其和周邊國家關係可能會面臨嚴峻考驗。過去數年中土耳其已經深陷敘利亞內戰旋渦。儘管在2016年土耳其總理、曾經長期擔任埃爾多安重要助手的達武特奧盧辭職，新總理耶爾德勒姆上任，而且土耳其與俄羅斯關係重新走近，但是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涉入程度並未減輕。無論在敘利亞還是伊拉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都可以被視作國內政治傾向的延續：一方面在“泛伊斯蘭”“泛土庫曼”思想的影響下，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反政府武裝;另一方面，則在國內庫爾德問題的影響下，擔心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工人黨”分支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力量壯大，更擔心近期躍躍欲試的、巴爾扎尼領導的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可能出現的獨立傾向。因此，“大總統”時代的埃爾多安，如果不能利用手中的權力，成功的調和國內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政治力量，很可能會進一步陷入周邊鄰國的內戰旋渦之中;而如果埃爾多安無法解決與國內庫爾德羣體在2015年6月大選前後出現的裂痕，尤其是如果無法彌合與“人民民主黨”的裂隙，進而推動與“庫爾德工人黨”的和談，那麼土耳其勢必與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羣體產生更大的矛盾，進而可能激化與支持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力量的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最終造成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地區的治理危機。
最後，“大總統”時代，埃爾多安還要小心處理好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儘管土耳其在近些年與歐盟關係風波不斷，尤其是隨着公投的臨近，“正義與發展黨”政府與歐盟之間“隔空對罵”，但是土耳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農產品出口、油氣出口仍然需要來自歐洲的市場;此外，解決庫爾德問題，土耳其仍然需要得到來自於歐洲國家的理解和支持，而在安全防務方面，作爲北約國家，土耳其更需要來自於歐洲國家的支持。但是，受到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的影響，強勢的埃爾多安還希望“清算”葛蘭分子和政變軍人，尤其是是希望恢復死刑判決，這將是未來土耳其和歐盟關係的一個重要爭議點;而一個強勢的總統時代，或許代表着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更趨強硬，進而威脅到與希臘和歐盟國家的關係;在庫爾德問題上，如果埃爾多安仍然堅持在“反恐”的名義下一味打壓，勢必進一步惡化與歐盟的關係;隨着歐洲恐襲不斷，一個帶有伊斯蘭傾向的土耳其總統制國家，將很可能更多的介入到歐洲社會內部風波之中。因此一個“向東看”的土耳其，儘管已經不再追求成爲“歐洲一員”，但是土耳其與歐盟之前的關係，很可能會在“大總統”時代，面臨諸多挑戰。
爲了能夠促使憲法修正案通過，進而使得自己實現“大總統”的夢想，埃爾多安和正發黨可以說窮盡了各種手段。憲法修正案投票結果，顯示出土耳其國內事實上已經出現了分裂。而未來在“大總統”制度下的土耳其，更將面臨諸多的內外部挑戰，這必將考驗着埃爾多安和土耳其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
